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凝心聚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******

　　凝心聚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(大家谈·一起来想一起来干③·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)

　　民族要复兴，乡村必振兴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：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。”本期大家谈，我们选刊3篇来稿，共同探讨如何在新征程上更好推进乡村振兴事业，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凝心聚力。

　　——编 者

　　接续奋斗提升幸福指数

　　天津蓟州区 李 通

　　作为一名驻村干部，我有幸参与到推进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，深感使命光荣、责任重大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”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”“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”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擘画了宏伟蓝图。

　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做到一切为了人民、一切依靠人民。我所在的工作队，结对帮扶了两个经济薄弱村。我们通过持续实地走访、深入调研、论证分析，精准把脉村庄在产业、人才、文化、生态、组织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，对症开方、精准施策。从带领村集体成立农业科技公司促进农副产品销售，到依托教育资源优势为村庄发展贡献智慧力量，再到利用村庄闲置空地种植太阳花打造“网红打卡地”，实践充分表明，把老百姓满意不满意、认可不认可作为评价工作的重要指标，把一件件好事办好、实事办实，就能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。

　　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不可能一蹴而就，需要持续发力、久久为功、善作善成。面向未来，我们工作队将继续努力，把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落实好，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。

　　党建引领激发内生动力

　　湖南湘潭市 黎孟秋

　　治国安邦重在基层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“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，抓党建促乡村振兴”。对我们基层干部而言，当务之急正在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，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，抓好党建促进乡村振兴。

　　全面推动乡村振兴，必须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。一方面，要夯实坚强堡垒，持续开展软弱涣散党组织排查整顿、基层党组织整建提质等行动，形成党建引领、支部带头、党员在前的干事创业格局。另一方面，要锻造过硬队伍，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引领带动各类人才脱颖而出、大放光彩。近年来，我所在的乡镇健全完善墩苗历练、严管厚爱、择优选用工作机制，选优配强村级党支部，逐渐形成一支信念过硬、政治过硬、责任过硬、能力过硬、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。

　　蓝图已绘就，奋斗正当时。以实际行动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部署落地落实，推动乡村振兴不断迈上新台阶，是基层干部的职责所在。以党建引领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，必能绘出新时代乡村振兴锦绣画卷。

　　文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

　　吉林长春市 魏志宇

　　乡村振兴既要塑形，也要铸魂。推动乡村文化振兴，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、更为丰富、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有助于改变广大农民精神面貌，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。

　　近年来，吉林艺术学院通过艺术乡建参与到乡村振兴中，努力探索艺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方式方法。以吉林省长春市其塔木镇刘家村为例，我们通过挖掘整理7项非遗与民族民俗文化，共同策划与执行农民丰收节，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；依托墙绘改善村落环境，提升文化氛围；参与关云德满族民俗博物馆建设，让乡村博物馆留存乡愁记忆；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“吉林九台五官屯贡米栽培系统”为依托，探索新媒体上农特产品的宣传与销售……这些实践启示我们，文化、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，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，也是新时期“三农”发展的有效路径。

　　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我们将不忘初心、砥砺前行，围绕地域独特的乡土文化、民族艺术等开展更多维度的艺术乡建，进一步推动艺术走近农民、走向农村，为乡村文化振兴做出新的贡献。（人民日报）
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